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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 2020全球抗疫:我们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下)
UpTime:2020-05-08Count: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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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美国家的错误认知与政策转向

 

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5万,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的确诊人数已全部超过11万,英国的确诊人数已超过6万,人口规模较小的比利时和瑞士的确诊人数都已超过2万。就死亡率数据来说,目前欧洲六国的死亡率已经突破9%。无论疫情是如何源起的,可以肯定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过去两个月里上演了一场疫情防控的“大败局”。

 

如今,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指责欧美国家政治领导力的缺乏、官僚体系的反应迟缓,以及民主政体的制度掣肘和党派斗争妨碍了他们对疫情做出及时的应对。《华盛顿邮报》最近的长篇报道称,从白宫到美国疾控中心的政治失败,导致了美国错失了控制这一重大疫情的机会。

 

单就政治领导力而言,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面临一场非常罕见的重大危机时,政治领导力往往都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很少有人时刻准备着要应付百年不遇的突发危机。而这种关键时刻一旦到来,就要求政治家做出快速反应,形成准确判断,克服重重阻力,采取果断行动。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政治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在何种体制之下。

 

现在回头看,欧美发达国家应对疫情扩散的早期失误,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问题,就是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和跨国扩散可能性的估计不足。20202月,中国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但当时我在美国观察到的现象是,英美主流新闻媒体普遍抱有一种“看客心理”:“这是他们(中国)的事情,不是我们(欧美)的事情。”考虑到多数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里不像中国一样经历过SARS危机,大规模的传染性疫情主要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美国股市甚至还在2月中旬创出了历史新高。

 

所以,从新闻媒体到政治家,从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没有人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做好了准备。直到3月上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一直认为,美国形势不错,疫情“可控”(under control),甚至指责媒体人为制造恐慌。客观地说,欧美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医学界,根本没有足够重视当时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准确地评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从而形成了他们的错误认知。

 

其次是政治家的目标多样性。抗击疫情固然是他们的政策目标,但当疫情变得真正严重之前,他们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目标,比如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就业稳定等。特朗普总统不仅一直以美国最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和股市表现为傲,而且他还面临着11月份总统大选的压力。如果特朗普宣布美国出现重大疫情,不仅意味着金融市场的牛市终结,而且还意味着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其实,包括约翰逊在内的欧洲政治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结构。

 

最后是政治家的约束条件。欧美国家的政治家往往面临更多的外部约束条件。从宪法约束到国会制衡、再到新闻媒体的监督,欧美政治家们不仅在处置危机时不容易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足够权力,而且还时时需要在各种场合为自己的决定和策略做辩护。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面临可能的重大威胁,但当这种威胁还没有实际发生时,几乎没有哪一个总统或首相能够宣布实行“封城”或“封锁”(lockdown)政策。无论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款是怎样规定的,在政治实践上,只要问题还不够严重,而只是医学专家或新闻媒体预见“问题将会变得非常严重”时,政治家们就无法在国会、在反对党或在社会公众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来采取他们认为正确的行动。比如,特朗普1月底决定实施中美之间的旅行禁令时,就遭到了部分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更不用说再实行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或隔离政策了。

 

此外,还以美国为例,总统的权力主要集中来联邦层面,他很难直接管控或干预州一级的具体抗疫措施和医疗救治。美国联邦政府能够直接掌握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主要是美国军方的医疗资源。这也是特朗普把两艘美国军用医疗船开到东、西海岸的原因。在具体政策上,特朗普甚至连试图限制3M公司的医疗产品出口都不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些约束条件就注定了欧美国家的抗击疫情,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高度管控的模式,而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正是因为这种种问题导致了欧美国家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结果是,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感染和确诊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还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为什么欧洲发达国家会出现高死亡率呢?除了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的“毒性”,这些国家的高死亡率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的老龄化结构,二是患者激增和医疗资源有限导致的“踩踏效应”。

 

从现有数据看,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更容易面临生命危险。纽约市的数据显示,80%以上的死者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而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恰恰是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新冠肺炎的规律来看,可能有不到20%的患者会演变为重症。如果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死亡率就能得以控制,但当患者剧增对医疗资源造成的“踩踏效应”时,就会出现较高的死亡率。这种患者数量与医疗资源的紧张关系,恰恰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关键。

 

直到20203月中旬,当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已经成为一场社会灾难,欧美主要国家的确诊病例数急剧攀升时,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欧美发达国家的抗击疫情政策终于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向。真实的危机一旦降临,欧美国家就开始了快速行动。目前,尽管各国具体政策不同,但他们的主要措施可以被归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整个政府机器开始快速开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来抗击疫情。具体做法包括推广大规模的检测,提供便利的检测通道,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居家隔离轻症患者,加快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重症监护室、临时医院在内的医疗物质或设施的生产或建设,颁布疫区普通民众居家隔离和非必要不外出的行政命令,关闭学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以及综合性商场等。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要尽快控制疫情。

 

另一方面是许多国家都推出经济刺激和社会救济计划,主要包括降低基准利率,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提供贷款与进行“输血”,定向扶持航空、旅游等受损严重的产业,为全民或中等收入以下家庭提供一次性补贴,甚至为企业提供员工薪水补贴等。以美国为例,327日,美国一举推出了高达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与社会救助计划,其中直接为美国家庭和个人提供的一次性经济补贴就高达2900亿美元。

 

这一危机时刻的快速救助方案反映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有趣现象。当平安无事、岁月静安时,首都华盛顿经常是两党互斗,互相扯皮。而一旦美国面临严重危机,两党突然就会变得步调一致,国会能够以超快速度通过总统提交的经济救济法案。所有这些,就是要把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防止疫情带来进一步的次生灾害。

 

从疫情数据来看,尽管目前欧美主要国家的每日疫情新增数仍在高位徘徊,但好消息是,确诊病例的增速已经开始下降。按照目前的趋势,我的一个乐观估计是,包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欧美发达国家可能会在未来两三周内控制疫情的快速增长势头,五月份经过巩固,六月份也许能够恢复经济社会的基本正常化。当然,此次重大疫情对欧美发达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一定要比我们今天能够想到得更为深远。

 

有人说欧美国家疫情变得如此严重,主要原因是他们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没有做到及时跟中国“抄作业”。这种说法当然有些道理。由于起初对于疫情的错误认知,欧美国家没有及时做好准备和采取应对措施,导致了本国疫情的失控。但就抗击疫情本身的模式来说,欧美发达国家后来抄的“作业”更接近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而不是中国大陆全封闭全隔离的抗疫模式。

 

3月中旬以后,欧美国家的政府就普遍采取了积极的作为,但他们的做法是渐进的、根据疫情进展逐渐调整的模式,而非激进休克疗法。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投放试剂盒,安排非常便利的检测,来精准地锁定患者,然后对重症患者进行积极救治,要求轻症患者进行隔离。当疫情数据进一步上升以后,欧美国家对重点城市或疫区还采取了关闭学校、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的封锁政策,并要求居民自行居家隔离,努力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维持着正常运转,食品和超市的销售与配送系统仍然运转如常,支持社会运转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此过程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组织方式上的创新。比如,拿美、英两国来说,科研机构和医药公司在几天内就对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做了多次技术改进,最终实现检测的准确率越来越高和检测的时间越来越短。再比如,美国白宫跟几大超市合作,在遍布全国的超市停车场建设了车主不下车就能实现快速核酸检测的通道。这就避免了大量潜在患者涌向医院可能导致的“踩踏效应”和互相传染效应。所有这些都是抗击疫情的创新做法。

 

更重要的是,如今欧美国家的主要生物科研机构、大型医药公司和大学病毒实验室已经快速运转起来,他们试图实现第一时间完成病毒疫苗与对症药物的研发。当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疫苗或对症药物的研发并不容易。但是,考虑到欧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大型医药公司的科研实力,如果人类有朝一日能成功研发疫苗或对症药物,那么这些国家还是更有可能首先完成该领域的技术突破。而一旦未来疫苗或对症药物研发成功,疫情就会迎刃而解。

 

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在疫情初期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判断失误、行动迟缓和领导力的缺失,那么自3月中旬以来,这些国家表现出来的更是危机意识、内部协调和卓有成效的行动。当然,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得到显现,大概还需要两三周左右的时间。

 

顺便说一句,随着3月份欧美疫情的大规模暴发,中国国内舆情竟然出现了转向。民意从2月份普遍的反思和追责心态,开始产生巨大的反转,变成了某种暗自庆幸的心态——“我们还不错”,“否则,就成了意大利”。甚至还有网友开始以“看戏不嫌事大”的心态来评判欧美国家的疫情。但实际上,欧美的疫情越严重、时间拖得越久,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就越难实现正常化。进一步说,如果欧美国家的疫情继续恶化和升级,那么中国跟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也一定会受到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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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中世界即将到来的疫情风暴

 

当欧美发达国家抗击疫情的曙光若隐若现的时候,发展中世界的苦难岁月才刚刚开始。从全球范围内看,新冠肺炎疫情呈现梯次传播的模式。如果说东亚是全球疫情的第一波,欧洲和美国是第二波,那么接下来,发展中世界将是全球疫情的第三波。从3月份到4月初,当国际主流新闻媒体的头条被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疫情消息占据的时候,许多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其实正在快速进展。截至410日早晨,土耳其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2000例,巴西突破18000例,俄罗斯突破10000例,印度已经超过6200例,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都已经超过4000例,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都已经超过3000例,乌克兰和埃及位于17001900例的区间。

 

根据这些数据来推断,20204月到5月,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以外的亚洲地区将会成为全球疫情的风暴中心。如果控制不力,今天数千病例的国家未来很快会出现数万病例,甚至十万级的病例。未来几周,中国以外的发展中世界的新冠肺炎患者规模很可能不会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现有患者的规模。从绝对数量上说,如果按全球人口万分之五的感染率计算,全球患者总量将超过350万。而从结构上说,未来半数以上的新增患者很可能是出现在发展中世界。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都比较有限,恐怕这第三波全球疫情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当然,跟欧洲相比,这些国家的优势是人口相对比较年轻,而年轻患者的死亡率一般较低。但即便如此,如果患者总量不断攀升,最终可能导致的死亡人口仍然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那么,面对这样的可能前景,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如何抗击疫情呢?这仍然是一个逻辑问题。基于前面对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东亚地区方案和欧美国家方案的分析,一个成功抗击疫情的国家方案离不开七条原则:

 

第一,面对严重的公共危机,政府需要积极作为,而不是任由病毒自然传播;

 

第二,大规模投放试剂盒,开发快速检测模式,及时检测并锁定患者;

 

第三,统筹医疗资源,包括准备和培训尽可能多的医生和护士,包括建设或准备尽可能多的医院、病床、口罩、药物、防护服和呼吸机,为患者提供及时与充分的救治;

 

第四,建立一个疑似病例和可能接触者的追踪系统;

 

第五,疫情早期需要建立一套疑似病例和接触者的隔离制度,大规模暴发期则需要建立一套重点城市和疫区的社会隔离制度;

 

第六,实行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措施,防止因为失业、贫困和企业倒闭而产生大规模的次生灾难;

 

第七,在疫情严重地区尽可能维持维系社会基本运转的必要经济活动,在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尽可能设法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

 

我将它们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七条基本原则”。但问题是,在未来非常宝贵的几周中,究竟有多少被疫情袭击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践这些条原则并成功地抗击疫情呢?

 

这既取决于个别政治家的领导力,特别是今天处在关键政治职位上的总统、总理、卫生部长、州长或市长们能否发挥出色的领导力,按照这里总结的七条基本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行动;又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铁三角”组合——就是上文分析的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从概率上讲,那些拥有更强大的政治领导阶层的国家,那些政府能力较强、社会自治能力较强、医疗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机会控制疫情的规模,并把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相比而言,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单就如何控制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研究资源中心的报告认为,影响死亡率的是三个已知因素和若干未知因素。这三个已知因素分别是:已检测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实际上,这里能够人为干预的因素,主要是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如果疫情集中暴发,加上医疗资源准备不充分和供给不及时,在救治大量蜂拥而至的重症患者过程中容易导致“踩踏效应”,结果是大量患者就会由于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有条件,尽可能提前准备、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料,为可能到来的疫情高峰做好准备,成为控制死亡率的关键。

 

进一步说,考虑到严重疫情可能引发的经济萧条、金融危机、油价暴跌和社会混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域未来几周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排除少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严重的疫情而导致政局动荡、政体变更、甚至面临国家崩溃。特别是,考虑到在“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排名中,排名最靠后的40-50个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亚一线,未来不排除这一地区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

 

固然,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控制疫情上有些自身难保。但是,一旦他们自身的疫情危机得以缓解,这些主要发达国家,再加上其他的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应该在帮助更落后的发展中世界抗击疫情、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以及避免政治冲突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欧美发达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到底应该做什么呢?这里提出四条主要的建议:

 

第一,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主要大国无暇他顾,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控制本国的疫情。只有本国疫情缓解,他们才有条件和能力去帮助那些即将处在疫情风暴中心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面对这样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应该暂停其他非必要性的工作,把人力资源、资金和物质投入到帮助发展中世界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去。当务之急是,这些组织首先要为知识和准备不足的发展中世界提供一整套有效抗击疫情的原则、指南、操作方案和具体方法。然后,这些国际组织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一个个医疗资源无比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而非仅仅召开会议或发出号召。把医生和医疗物资送达现场,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解决自身问题之后,应该及时设定援助发展中世界的议事日程。这既需要人道主义精神,又需要有效的领导力和资源协调能力。还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来说,时间就意味着一切,所有的有效规划都需要尽快付诸行动。

 

第四,全球医疗器械和医疗物资的生产企业、大型医药企业要为疫情向发展中世界的大规模扩散做好准备,各种大型基金会、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应该积极设立新冠肺炎疫情的项目组,通过提供知识、技术、物资、人力资源和资金来帮助那些已经或即将面临疫情风暴的落后国家。

 

我的估计是,从4月下旬开始,如何帮助处在疫情风暴中心的发展中世界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但是,如果要等到疫情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暴发之后再采取行动,人类恐怕又要错失一次避免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重大机会了。

 

总之,在人类成功开发出新冠肺炎疫苗与对症药物之前,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如何在较长时期内与病毒共舞的问题。通过彻底的社会隔离来消灭病毒,固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如果考虑到疫情全球扩散,这种可能性要么越来越低,要么其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一种更务实的战略选择是,一方面要基于正确的逻辑、有效的模式来抗击疫情,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减少疫情对社会正常运转的冲击。

 

对于那些即将进入疫情风暴中心的落后国家,全球发达经济体和主要大国需要在控制自身疫情的基础上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才是真正考验人类的人道主义时刻。即便面对无比重大的苦难与风险,人类还能用爱、知识和能力去实现自助和互助吗?人类还能再次证明自己身为万物之灵的荣耀吗?



本文摘选于春秋书院

作者:包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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